一部佳作
阿诺德·汤因比曾写到，“在世界与西方长达四五百年的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然而，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1世纪的数百年间，欧洲还远不足以对世界造成什么打击，恰恰相反，它却在四方强邻的蹂躏下喘息呻吟，危在旦夕。对于这种戏剧性反差，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所谓“欧洲的诞生时期”，这也构成了《罗马帝国的遗产》（TheInheritanceofRome:AHistoryofEuropefrom400to1000）一书的主题。
作为“企鹅欧洲史”（ThePenguinHistoryofEurope）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无论从长达六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还是从囊括三大洲的空间范围而言，《罗马帝国的遗产》都展现了克里斯·威克姆（ChrisWickham）重新阐释由古典向中世纪过渡阶段的雄心抱负。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诚如菲迪南·罗特（FerdinandLot）所言，“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可能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呈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最令人震颤的景象之一。”
对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人们的看法往往陷入两种极端：出于对中世纪的偏见，古典文明的衰亡便充满道德批判色彩；而近代西方的兴起，又使许多人过高地估计了中世纪欧洲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学术观点，便如同摇荡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循环往复。
克里斯·威克姆当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在卷首即开门见山地反驳了两种宏大叙事对理解中世纪早期的误导，即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而这两者恰恰是当今许多史学类著作的共性。19世纪初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真实图景被民族起源和身份认同的叙事所裹挟，这导致人们从横向上误以为欧洲的认同是由来已久的，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今天的欧洲地图对于理解中世纪早期的地缘政治不仅少有助益，甚至会产生误解。与此相对，现代性的叙事从纵向上割裂了中世纪最初数百年与罗马世界的延续性，对于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而言，中世纪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衬托前两者的光辉，至于它自身似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某种“异类”。
当然，从20世纪后期开始，长期的偏见在西方学界已得到了显著纠正，肇始于彼得·布朗（PeterBrown）的“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传统使人们相信，古典文明在帝国晚期经历了深远的蜕变，中世纪早期也远没有那么不堪。正是出于上述种种关怀，《罗马帝国的遗产》不仅以其宏大的时空架构成为各卷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同时它精湛的分析无疑为我们观察中世纪欧洲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视角，毕竟在中国学界，扭转对中世纪的偏见依旧任重而道远。
比较视野下的解释框架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由于总是和“黑暗时代”或“封建主义”等描述相联系，长久以来显得声名不佳，这种现象并不难于理解。《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是雅克·勒高夫的最后之作，他在其中极富洞见地说“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言，中世纪的“污名化”尤其如此。然而，如果认为威克姆的《罗马帝国的遗产》旨在全面“洗白”中世纪，那就大错特错了，批判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叙事本身并非目的，对中世纪的过分高估和人为贬低，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因而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对历史采取“事后诸葛亮”（原文是 hostilitytohindsight）的目的论完全无助于正确认知，将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使历史解释框架更为精致、复杂才是作者的初衷。
那么，作者不带“目的论”的目的完成得如何呢？至少从各篇和全局的结论来看，完成得相当成功。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克姆使用的许多方法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2005年出版的《构建早期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FramingtheEarlyMiddleAges:EuropeandtheMediterranean,400-800）一书中，威克姆就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构分析和比较视野运用于早期中世纪史的阐释。
欧洲从罗马来
这一特征在《罗马帝国的遗产》中得到延续和发挥，这首先体现在他将考察的时段向下延伸到公元1000年，虽然威克姆也承认这种划分有忽略各地多样性的不足，但是从总体而言，在政治变迁的意义上，以公元1000年作为中世纪的分水岭依旧是站得住脚的。关键在于，800至1000年这段时期正是加洛林王朝的霸权崩溃、地方贵族崛起和封建主义成型的阶段，站在11世纪的门槛上能够对公元第一个千年欧洲的政治变迁做整体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