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就在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锌皮娃娃兵》——一本关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口述历史著作，出版的两年之后，她就被一些曾经采访过的人告上了法庭。这些被采访者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把他们的儿子描绘成“没有灵魂的杀人机器、劫掠者、瘾君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是对于他们“荣誉和尊严”的践踏。尽管后来起诉被部分否决了，但这件事也在另一方面折射出过去经历的痛心疾首和记忆本身的变化无常。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的悲痛口述很快就被另一种容易接受的说法所取代，即这场英勇的战争是帮助阿富汗创建一个新社会的正义事业：自己的儿子、丈夫并不是毫无意义地死去，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崇高而伟大的事业。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自己不应该出席法庭听证会，她后来写道，除非她觉得自己有责任面对指控她的人，不是向他们道歉，而是“请求他们原谅，因为不付出痛苦就不可能了解真相”。
所有的非虚构类作家都容易受到虚构和歪曲事实的指控，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其中之一，在超过40多年的时间里，她记述了自己关于苏联历史的独特见解，她的作品主要是基于采访来的口述历史，她原原本本地陈述受访者所说的话，极少在书里添加任何评判。苏联时期，口述历史并不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专业研究，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历史是在媒体、教科书和周年庆典等多重保障下完善的，患难与共、井然有序且无往不胜的集体记忆，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备受批判，甚至被苏联官方禁止出版。她那颠覆性的，从普通人口述中记录的残酷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赞赏。直到2015年，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她追求的“文献文学”，作为一个记者获此殊荣——俄罗斯国家管控的媒体因此对她口诛笔伐，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因为其“反普京”的政治观点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书首次出版于1985年，并于近期出版了由理查·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里萨·沃洛霍斯（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合译的英译本。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本书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那是对部分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中服役女兵的采访记述，销量超过200万册。《我还是想你，妈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续作，这本书记述了二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幸存者们的回忆，战争发生时，他们还只是3-12岁的孩子。
《我还是想你，妈妈》[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九州出版社|磨铁·铁葫芦 2015-9
《我还是想你，妈妈》中记录了上百个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在战争爆发的那天，回忆的开头总是美好的：天气晴朗，孩子跟朋友一起外出玩耍，或者结伴去采蘑菇。不过很快，战争的恐惧便会渐渐袭来，恐惧、痛苦和饥饿，无情地取代了幸福和安全。随着德国侵略者踏着“铁靴”到来，房屋被战火吞噬，父亲排着队被射杀，母亲被炸弹炸死。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人战争期间都是在孤儿院或者祖父母身边度过的，还有孩子会在医院里帮忙，人们仿佛遗忘了他们还只是孩子。有些村庄被整个烧毁，人们为了果腹只能吞下野草和泥土，树上挂着游击队家属的尸体，在寒风中冻得梆硬，被风吹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采访过的那些有幸在1945年战后回到家乡的苏联红军女兵一样，这些孩子也是那场战争中的少数幸存者。当他们再次回到曾经熟悉的家乡时，整个村庄已经面目全非，几乎无人幸存，只有那些没有被引爆的地雷继续给他们带来战争遗留的伤痛。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那些残酷的回忆中萦绕始终的便是这种失落感——失去兄弟姊妹、宠物和财产，尤其是失去母亲。伴随他们的只有弥漫不散的阴霾，害怕再次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深切地知晓快乐是转瞬即逝的珍宝。
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苏联第一个采用口述材料记述历史的作家。她的老师，白俄罗斯作家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整合当时的日记和采访材料，编撰了一部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历史。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际遇相似，阿达莫维奇的作品也不符合当时苏联的主旋律价值观，他不得不推迟好些年才能把书出版。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与阿达莫维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几乎从不在叙述中穿插作者的评论，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无迹可寻”的历史学家，不是追求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追溯人们在这些事件中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她着眼于更加“微小的、个人的、具体的”东西。就像其他伟大的俄国文学一样，将言语和情感融为一体。